林亚德（原名林永德），1950年出生于雅加达，巴中67年届校友，他自小勤学聪慧，1966年就读高中二因封校辍学，6月23日单身回国深造。文革期间，1969年10月到永定上山下乡，他三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白天干活晚上凿壁偷光看书，从不虚度年华。1972年获得入学名额，被村公社大队推荐到厦门师范学校念书，在校期间他努力学习，自强不息成为该校的优秀生。1974年被委派到厦门海沧中学任教，1997年任海沧实验中学副校长。退休后任厦门印尼归侨联谊会副主席。 

　　一入sjb世俱杯官方网站华文学院的大门，他们就指着校门口“集美华侨补校”几个大字，感慨地对记者说:“50年了！好像什么都没有变。”

　　2016年的一天，本报（厦门日报——编者注）记者找到了当年亲历者——50年前，他们漂洋过海从印尼归来，被送进这里学习时，还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，最小的也才十三岁。

　　时光荏苒，50年后，他们又回到了当年的住所。1950年生的陈玉曾，如今是厦门市印尼归侨联谊会会长，陈中平、林亚德、张健玲、连立康都是市印尼归侨联谊会成员。

　　为了孩子求学父母送孩子离开印尼回国

　　1965年，“九·三〇事件”发生后，印尼时局动荡。回国读书，是他们最为迫切的要求。但有的人清楚，父辈们内心还有比他们更深的隐忧。陈玉曾说，“爸妈让我回国，说我以前读书还可以，现在印尼没有书读了，要不然回国读书。”其实他自己明白，当时局势不好，爸妈内心也乱。

　　陈中平的父亲原打算先让大女儿先回国，“他认为女孩子在动荡的印尼，不安全。”年少的陈中平一听说姐姐要回国，也闹着要回国，“当时在华校上课，也有讲到共产党，我们也学雷锋，读《人民画报》以及其他有关中国建设的画报。”陈中平说，在印尼没书读，中国是自己的祖国，可以继续念书，“我爸妈觉得先把两个孩子送回国也好，如果印尼形势真的不好，再全家回国。”

　　林亚德之前从未到过中国，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自己，“没有丝毫恐惧和陌生，当时印尼关于国内的宣传很多，我们对祖国也很了解，回祖国就像回家一样。”

　　陈中平拿出了当年回国的飞机票(有照片)。那是1966年6月29日，他和姐姐从棉兰飞到雅加达，再飞到香港。

　　和其他几个人不一样，张健玲和姐姐回国时，姐妹俩一个13岁，一个15岁，都还没达到可以办护照的年龄，只好每人跟着一个成年人合办一张护照“蹭对方的年龄”，“对方的年龄和我的年龄平均达到16岁了就可以。”

　　林亚德回国时，再也拿不出钱的父母交给他两块手表、一个10克的金戒指以及两公斤的胡椒，叮嘱他，有需要的时候，把这些卖掉以解燃眉之急。1966年6月23日，林亚德和邻居一行6人，登上了一艘船，“当时整条船上都是回国的华侨，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大家在一起谈未来的理想，沉浸在幸福的气氛李。我们整整7天漂泊在海上才平安到达香港。”

　　“当时中央非常重视归侨。”厦大南洋研究院副院长施雪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当时中国政府有派船出去接这些印尼华侨，而华侨怎么回来，由当时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，以及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等印尼当地的侨团组织来统筹安排。

　　第一次看到解放军激动得不行

　　从香港过罗湖桥，林亚德第一次看到了解放军，异常激动，再看到五星红旗，立马就唱起了国歌。他说：“人离开家之后，才知道家的温暖；离开国家，才知道国家的强大意味着什么，如果国家弱小，那你走出国门就可能被人家欺负，如果国家强大了，人家就不会那么欺负你。”他说，自己当时就想起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来，连印尼的三轮车夫都会向他点赞说:“中国人，不错。”

　　“回国后，学生统一到广州的华侨学生接待站，等待统一分配，再到各个地方去。”林亚德说，自己一开始到了深圳，“什么都不要钱，还安排免费吃住。”后来转到广州，他还领到布票，差不多够买一件双层棉衣、一件卫生裤、一个被套以及一席蚊帐。陈玉曾到广州领到3元钱，用于给家里寄信、报平安，还领到了一个月的饭票。

　　不只是广东，施雪琴提到，当时在福建也设置了服务站，专门安置这些归国的华侨。她说，撤侨是个庞大而艰巨的工作，都是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与印尼各地侨团组织来协调。

　　侨生到集美侨校老侨生唱歌打鼓迎接

　　1966年下半年，陈玉曾等五人陆续回到中国，先后被分配到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(以下简称“集美侨校”)，林亚德和陈中平还成同班同学。

　　“很多归侨的中文水平不高，为了帮大家补习，国家当时建了很多归国华侨补习学校。有的人原本在印尼读书，要升入大学，先要到补习学校。那时候，厦门、广州、北京、上海、南宁，都有补习学校。”

　　林亚德记得几个很暖心的细节，当时学生从广州统一坐火车到厦门，出发前，就有人把电报拍到学校:坐哪趟车，共多少人，还开了介绍信。

　　也正因如此，每到一批新的印尼归侨生，在集美侨校的老侨生就会敲锣打鼓到火车站迎接，给他们唱《欢迎歌》。“欢迎欢迎欢迎你，欢迎海外亲兄弟，你们一路辛苦了，欢迎你们到侨校！”说到动情处，大家当场唱了歌起来。

　　暖心慰问热心帮忙，祖国有“家的温暖”

　　住进集美侨校，不用交学费、住宿费。实在没钱当生活费的侨生，还可以申请助学金，助学金的等级不同，最高12元，最低也有8元。林亚德申请了每个月10元的助学金，省着花，每个月还能剩下一两元。连立康的两个姐姐也申请了助学金。

　　参加了团组织的老侨生，还会派团员到新侨生中做工作，慰问他们。来自老侨生的慰问让这群远离父母亲人的少年，少了几分孤单，多了几分家的温暖。

　　林亚德随团队到永定上山下乡，三年后他回厦门继续念书，也是市侨办帮忙联系，调动工作，“当时侨办问我情况，问我要到哪里，工作人员还说，像我这样子不帮忙找个单位，我们还算什么侨办。”

　　采访中，林亚德不时会停下脚步来感慨，“在这里，日子是越过越好。”从侨校走出，他后来当上了海沧实验中学的老师，如今已经退休。

　　传达室里的家书华文学院北门的值班室，是当时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，“那时叫传达室，每天都挤满了侨生，看家里来信了没，寄钱了没。”林亚德长叹一声:“那真是个家书抵万金的年代。”

　　林亚德说，早在广州的时候，当时看见有个女学生想家，想父母，又不知道何年才能再相见，就哭了起来，结果全宿舍的人都跟着哭了，我也哭了。那时候没电话，也听不到父母的声音。

　　有思念，可以写信。刚回国时，林亚德用领到的3元钱，给父母写了一封信。其他同学也写，“信里讲的都是好事情，不敢讲不好的事情，即使这样，也要一个月才能收到，就算你写你感冒了，等他们接到信，你感冒早好了。这还是5毛2分一封的航空件，要是2毛2分钱的平邮，可能得等好几个月。”那时候，5毛2分相当于他两天的伙食。即使后来，有电话了，林亚德也很少给家里打电话，“一分钟就一个月的工资。”

　　林亚德和归侨同学则是忍不住在当初的宿舍门前合了一张影。完了，指着宿舍附近的一间房子说，“那时候这里是医务室，中央照顾华侨，我们还可以免费拿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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